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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9节 美国记者（第3页）

“为什么不能？你们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吗？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，让我去哪里比赛都是可以的。”

柳侠惠充满自信地回答道。

第二天的省报提到了这一次的采访，不过并没有把它放在显眼的位置，也没有登照片。这个年代中国的电视机很少，普通老百姓几乎看不到电视节目。他们虽然知道一个名叫柳侠惠的中国人打破了世界纪录，却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。上次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是他在比赛现场冲刺时拍的，清晰度很差。

不过在美国，戴安的这次采访在哥伦比亚电视台播出后，立即引起了轰动。节目被各家电视台争相转播，成了过去一年来全美国最受欢迎的采访节目。柳侠惠此时还不知道，他已经成了全美国的名人，知名度几乎可以和刚刚去世不久的功夫明星布鲁斯李相提并论了。就连戴安女士自己也随之身价倍增，她一跃而成了哥伦比亚电视台的名牌主持人。

柳侠惠决定在家里多休息几天。住在省委招待所虽然好，但是出入都有很多人盯着，他觉得不太自由。他去爸爸的办公室给省田径队打电话，说自己感冒了，需要请3天的假。自从他打破世界纪录后，田径队的领导已经把他当‘化外之人’了，根本就不敢来管他，哪怕再多请几天假也会照准不误。

这过去几个月里他确实辛苦了，除了训练，还与马永芳和刘燕两个女人纠缠不清，连带着生了那么多事情。后来他又卷入了快乐幸福团的案件，把省公安局的韩副处长都给搞了。接着他又和陈玉姑生了亲密关系。可以说他几乎没有真正地消停过一天。当然，这些说到底只能怪他自己，谁叫他这么多情，这么喜欢招惹女人呢？

柳侠惠破天荒地在家里睡了一次懒觉，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3点钟才起来。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。他一口气吃完了妈妈中午给他留的饭菜。保暖思淫欲，他又开始有些不安分了。这一回他想到的是当下乡知青时的带队干部郭彩云。她父亲因为历史问题‘畏罪自杀’，她被本单位召回另行分配工作。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决定趁现在空闲，去看看她。这时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，他给妈妈留了一个字条，说自己出去看望一个朋友了，不一定会回家吃晚饭。

他出门时带着一副墨镜，打扮得跟这个时代的电影里的特务一样。这副墨镜还是哥伦比亚电视台的那个叫汤姆的摄影师送给他的。那天采访结束后，他送戴安女士一行离开，刚走到宿舍楼的门口时，妈妈黄玉琴追了出来，手上端着一个粗瓷钵子，里面装满了蒸好的饺子。他明白妈妈的意思，从她手里接过饺子，递给了戴安女士和汤姆先生，叫他们带回去尝一尝。戴安女士微笑着表示了谢意，汤姆高兴地接过饺子，用蹩脚的中文说道：“台好了，我恨喜欢。”

他随手取下自己戴着的墨镜回赠给了柳侠惠。

柳侠惠向爸爸妈妈打听过郭彩云的情况。她从春江县回来后，学校领导宣布解除她原来担任的校团委副书记的职务，她被当成普通职工分配到总务处后勤科当普通工作人员。这还没有完，后勤科组织全体职工们给她开了了所谓的‘帮助会’，实际上是逼她当众表态跟她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。郭彩云从小跟父亲的感情极深，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父亲死后再去说他的坏话。于是后勤科的领导认为她态度不端正，必须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和批判。

他们让她一个人负责整栋办公大楼的卫生，包括清扫所有的厕所，又脏又臭不说，每天还累得要死。后来柳俊杰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联合下放到春江县的知青家长们，一起去找校领导为她求情。校领导指示后勤科重新安排她，于是她被调去学生第二食堂工作，跟张鹿萍阿姨原来干的活儿差不多。

柳侠惠找到了郭彩云的家。她家里没有一个人，门上挂着一把锁。他准备等她下班回来。一位邻居老太太见了，主动过来跟他聊天。他自称是郭彩云的表弟，老太太没有怀疑，跟他说了许多郭彩云家的事情。郭彩云的丈夫已经跟她办理了离婚手续，儿子跟了丈夫，女儿跟她。可是因为学校没有多余的房子分给她，她只能和女儿挤在这间不到八平方米的小屋里，居住条件比柳侠惠家可差远了。

老太太很同情郭彩云，说她经常受前夫的欺负。这里的房子都不怎么隔音，邻居们夜里常常能听见她压抑的哭声。郭彩云白天要去上班挣钱，为了让女儿能有一个正常稳定的生长环境，她已经把女儿送到她娘家，交给自己的母亲照看。

这时早过了下班吃晚饭的时间，郭彩云还没有回来。于是他一边朝她工作的学生第二食堂走去，一边想着心事。对于她和她前夫的关系，他一点儿也帮不上忙。他很想在经济上帮她一下，只是按照他自己目前的情况，很难一举解决她的所有困难。看来他必须尽早想办法去赚一些钱了，不然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受苦。只是，现在整个中国都还处在赤贫的阶段，如果不偷不抢，想赚钱谈何容易啊。

郭彩云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，热情待人积极向上的女性。她的遭遇只能说是这个时代所犯下的罪恶之一。即使在文革初期最为极左的那两年，在xx党的公开宣传里，一直有这么一句冠冕堂皇的话，那就是“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”

。但是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

不论是升学，招工，还是当兵（这个年代当兵是年轻人的一条很不错的出路），提干，分房子，一切的好事都要先讲出身。出身‘红五类’的人理所当然地享受各种照顾，最大的好处当然是留给那些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的子女了。如果你出身不好，父母是反动派或者有‘历史问题’，那就要处处受到歧视和其他不公正的对待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太祖去世邓公第二次复出，在全国推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后才得到扭转。